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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学案,http://www.170xue.com
启程之日，“来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东西的，有送行兼拿东西的。待到傍晚我们上船的时候，这老屋里的所有破旧大小粗细东西，已经一扫而空了”。总之真诚惜别送行的人少，贪图东西的人多。
悲哀于不动声色中和盘托出!
如果说“我”对以豆腐西施杨二嫂为重点的一班人的嘴脸感到可恶可憎的话，那么，眼前的闰土的巨大变化则令“我”生叹生悲。这里闰土的仿佛石膏像一般的木偶人取代生龙活虎般的少年形象，固然是令“我”生叹生悲的重要因素，恐怕更重要的在于闰土那以“老爷”取代“迅哥”的称呼，以规矩恭敬的态度取代自然欢喜之神情，确乎使我的心灵来了一次巨大的震颤，这彼此间“可悲的厚障壁”使我“说不出话”来，那仅存的一丁点亮点也黯然失色。
回故乡，来时“本没什么好心绪”，走时更感“非常气闷”“非常的悲哀”。无疑小说《故乡》是作者鲁迅极度失望苦闷心绪的告白。
精神的故乡在哪里？我们的后辈应该有我们所未经过的新的生活，但它真会有吗？眼前的水生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然而今天的闰土变得麻木了，明天的水生会否又是一个今天的闰土；宏儿不是在像“我”想念闰土一样想念水生吗？然而今天的“我”与闰土之间已有了悲哀的隔绝，明天的宏儿与水生之间会否也出现今天我与闰土之间的“厚障壁”。鲁迅希望留住孩子们今天的这一切，但他深知留住这一切的无望。
眼下的鲁迅与闰土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但有一点却是相似的，只有生存于艰难苦涩的现实中（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而又看不到希望的人，才更加看重希望，才会产生对神灵与偶像的笃信（富足达贵之人崇拜神灵偶像，目的是为了庇佑今日所拥有的一切，这与闰土的崇拜神灵偶像不可同日而语）。闰土要香炉和烛台，因为他完全可以在崇拜偶像的过程中忘却现实的困苦而得到关于将来的实实在在的精神寄托（尽管在鲁迅看来这是不觉悟的<麻木的<可笑的），但鲁迅的希望<他“自己手制的偶像”，却无法使他像闰土那样陶然于精神的寄托与宽慰。他们都有希望，都有偶像，但闰土的希望与偶像能带给他精神的安慰，只是他不知这希望与偶像是虚无的；而“我”的希望与偶像则无法安慰“我”苦涩的灵魂，只因“我”清醒地知道这希望与偶像是虚无的。他比谁都清楚“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所以他在《故乡》的结尾处不无矛盾地写下心灵的苦涩：“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有一种观点认为：鲁迅的这段话表明只要有更多的人来“走路”，希望就会成为现实的乐观倾向。恐怕这种理解与文本之间有较大的出入，也与作品的整体风格无法协调。以路比喻希望，又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无异于说世上本没有希望。它并不会因为“走的人多了”而有希望，这种“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其实是一种聊以自慰同时也慰藉他人的“无望的希望”。这种“无望的希望”正是《故乡》的主体情绪。这种“无望的希望”也贯穿着鲁迅先生的一生，我们并不会因此而低估了这位思想和艺术的伟人，相反却从他“‘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人作绝望的抗战”中深深体会到一种坚定的人格力量和悲剧的壮美。
（选自《名作欣赏》1998年第3期）
三<哀人间之隔膜，探人生之新路（沈振煜）
凡了解一点鲁迅生平的人都知道，《故乡》是一篇取材于作者亲身经历的小说，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在生活中都有“原型”可考。鲁迅自1912年随民国教育部北迁赴京供职之后，曾于1919年底返回故乡，将全家迁居北京。他当时的生活经历<思想状况以及和童年时代的朋友──农民章运水见面的情景，在小说《故乡》中都有如实的反映。不过，作品并非作者故乡行的纪实，而是以叙事主人公“我”回乡迁居的经历为线索，描述那一时代中国农民的生活遭际与精神病苦，抒写作者对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相互隔膜的深沉忧虑，以及打破彼此隔膜<探求人生新路的执着信念。
小说开篇即写道：“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可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却呈现出一派凋敝的景象：“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故乡是美丽的，但此刻又说不出它的美丽和佳处来。故乡萧索的景象和叙事主人公悲凉的心境相融合，一开始就为全篇定下了抑郁深沉的抒情基调。
“我”到家后，和母亲谈起家事，母亲便提起了闰土──“我”童年时的好朋友。顿时，“我”的脑海里闪现出了一幅“神异的图画”：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海边的沙地，碧绿的西瓜……其间，活跃着一个项带银圈<手捏钢叉的少年，英姿勃勃地守护着一望无际的瓜地。这个富有生活情趣的童话般境界里的小主人公，便是农民的儿子闰土。以下，作者以相当长的篇幅，充满抒情诗意的笔触，细腻地忆写了“我”和闰土童年时的友谊与欢乐。虽然那时的“我”是一个少爷，闰土是“忙月”（短工）的儿子，但孩子的心灵世界还没有被社会污染，他们在一起并不分尊卑贵贱。两人见面不到半日，便熟识起来了。从闰土那里，“我”听到了许多新鲜有趣的事儿：雪地里装捕鸟，夏日到海边拾贝，月亮地下守瓜刺猹，潮汐来时看跳鱼儿……这些，不禁使“我”发出了由衷的赞叹：“阿!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是的，生长在海边农家的闰土，从小便掌握了劳动的本领，懂得许多自然与生活的知识，他是那样的聪明伶俐<勇敢能干，很快就成了“我”难舍难分的小伙伴。两个孩子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纯真无邪<亲密和谐的关系。“可惜正月过去了，闰土须回家里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得不肯出门”，但分别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一别便是将近30年。此刻，这一切美好的回忆全都闪电似的苏生过来，“我”这才发现，美丽的故乡的影像，正存活在自己童年生活的回忆中，它与少年闰土的可爱的形象<与孩子间纯洁无瑕的友谊交融为一体，正是他心中那种和谐的人际关系的理想的象征。
可是，冷酷的现实随即摧毁了美好的影像。两位老友会面的情景实在出人意料。“我”一见到闰土，“不由的非常出惊”，因为中年闰土外貌的变化太大了。“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他的眼睛周围肿得通红，“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早先“红活圆实的手”，也变得“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而更令“我”惊异的，是闰土精神状态的变异。见到30年来时时惦念的童年好友，闰土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这“老爷”二字，使“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一声“老爷”的称呼，道尽了闰土在封建等级制度下所遭受的精神压迫和痛苦，也刻画出了农民闰土与知识分子“我”之间关系的隔膜。在封建思想意识的毒害下，闰土的心灵世界已经变得麻木了，麻木得反而去维护压迫他的封建等级观念。否则，他便认为是不“规矩”，“不懂事”。问到他的景况，“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我”要闰土挑一点旧家具，闰土却特意要了香炉和烛台，这便暗示他日后将在求神拜佛中进一步麻醉自己。作者以画龙点睛式的议论，揭示了致使闰土“苦得像一个木偶人”似的社会原因：“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即封建军阀与官僚地主的黑暗统治。不过，作品着重表现的，还是封建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对农民及一般群众精神上的压抑与毒害。最使作者痛心的，是闰土的愚昧<麻木，是闰土和“我”之间和谐关系的变异与幻灭。在小说中，闰土与“我”久别相见之前，还插入了一个小市民杨二嫂的表演。杨二嫂是“我”家的近邻，她已由年轻时有名的“豆腐西施”变成了外形如同细脚伶仃的“圆规”般的老女人。她来到“我”家，是专为捡便宜的。故而，她硬说“我”阔了，“放了道台了”，“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并且根本不听“我”的辩解。以后还诬称闰土将碗碟埋在灰堆里，自己则乘机明拿暗偷“我”家的东西。其尖嘴利舌<贪财爱小的性格特征，不仅对闰土淳朴诚实的品性是一个衬托，而且从另一方面展示了当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隔膜。作者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深入地揭露了封建等级制度<等级观念的罪恶。同时，又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表述了打破彼此间的隔膜，再探人生新路的执着信念与追求。作品中描写的水生与宏儿，分明是闰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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