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0 22:54:21 浏览次数:676次 栏目:教学参考
【作者简介】
(一)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1890年,他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
(二)
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见戊戌变法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3日(五月十五),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1905~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达到高潮,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将,遭到革命派的反对。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立即表示支持。1907年10月,在东京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由于清政府并不真心实行宪政,政闻社也因受到查禁而宣告解散。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又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1915年8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进行猛烈抨击,旋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袁世凯死后,梁启超依附段祺瑞。他拉拢一些政客,组建宪政研究会,与支持黎元洪的宪政商榷会对抗。1917年7月,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权。梁启超拥段有功,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梁启超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的著作。他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课文研讨】
一、整体把握
这篇演讲,主旨鲜明,层次清晰,语言通俗,文短意长。
演讲一开始,梁启超就引用国人熟悉的儒家经典《礼记》和道家经典《老子》中的格言,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敬业乐业”的主旨。接下来,分别谈论了“有业”“敬业”“乐业”的重要性;最后,又用“责任心”和“趣味”总结全文旨意。
“敬业与乐业”的前提是“有业”。作者先引用孔子的话和百丈禅师的故事,得出“百行业为先,万恶懒为首”的结论,强调“有业”是做人之本。
在论证“敬业”问题时,先用朱熹的“主一无适便是敬”,解释“敬业”的含义就是专心致志、心无旁骛。接着,提出“为什么该敬呢”一句设问。作者从人类生存的需要(为生活而工作)与个体生活的意义(为劳动而生活)出发,论证“凡职业没有不是神圣的,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的道理。在作者看来,当大总统与拉黄包车,在职业的神圣性质上,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别。因此,“我们对于各种职业,没有什么分别拣择”。至于该做哪一种劳作,全看“才能何如,境地何如”。只要“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便是天地间第一等人”。于是,他又设问:“怎样才能把一种劳作做到圆满呢?”再次回到“惟一的秘诀就是忠实”,“是敬”。庄子、孔子、曾文正公的名言,木匠与政治家、挑粪工与军人的比较,都是为了强调一个道理:“敬业主义,于人生最为必要,又于人生最为有利。”
仅有“发愤忘食”的“敬业”还不够,“乐以忘忧”的“乐业”才是人生更高的境界和价值。论述“乐业”重要性时,梁启超先从司空见惯的“做工好苦呀”的叹气声中谈起,指出人生在世,做任何事情都要淘神费力;对于无法逃避的事,与其“皱着眉头,哭丧着脸去做”,不如寻找出乐趣。“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为什么呢?”这句设问下面,列出了四个理由。这四个理由,浸透着深刻的人生体悟和哲理,相信任何一个曾经专注于某项工作或事务的人,都会有同感和共鸣。
演讲最后,梁启超言简意赅地把“敬业与乐业”总结为“责任心”和“乐趣”,强调“人类合理的生活总该如此”,并“盼望诸君和我一同受用!”
这篇演讲在论证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大量引用经典、格言。儒家的《礼记》《论语》、孔子、朱熹、曾国藩,道家的《老子》《庄子》,佛家的百丈禅师,都被作者拿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口语和演讲特色的体现:(1)引用古籍名言时,用通俗的口语进行解释。例如,对孔子的两句话:“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做了生动而饶有趣味的讲解:“孔子……独独对于这两种人便摇头叹气说道:‘难!难!’”对“主一无适便是敬”的解释:“用现在的话讲,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点不旁骛,便是敬。”(2)语言通俗,如话家常。例如,提到百丈禅师的故事时,说“这位言行相顾的老禅师,老实不客气,那一天便绝对的不肯吃饭”。又如,“人生从出胎的那一秒钟起到咽气的那一秒钟止,除了睡觉以外,总不能把四肢、五官都搁起不用”。(3)结合演讲时的情境,注意和听众现场交流。例如,“今日大热天气,我在这里喊破喉咙来讲,诸君扯直耳朵来听,有些人看着我们好苦;翻过来,倘若我们去赌钱去吃酒,还不是一样在淘神费力?”演讲最后,“盼望诸君和我一同受用!”更是对听众直接的心灵诉求。此外,几处设问句的使用,恰到好处地把几个分论点提炼出来,有利于引起听众的注意和思考。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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