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周南·关雎》赏析

　　诗文欣赏说《诗经•关雎》
　　吴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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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赏析之风颇为流行，但我认为这类文章并不好作。尤其是讲《诗三百篇》中的作品，首先须通训诂，其次还要明诗旨。因为风、雅、颂距今已远，其可赏析处往往即在字、词的训诂之中。加以旧时奉三百篇为经典，古人说诗每多附会；不明诗旨便如皓天白日为云霾笼罩，必须拨云见日，始能领会诗情。这里姑以《关雎》为例而申说之，惟不免贻人以老生常谈之讥耳。 
　　时至今日，大约没有人再相信《毛诗序》所谓“《关雎》，后妃之德也”一类的话了。说《关雎》大约是经过加工的一首民间恋歌，恐怕不会去事实太远。但《齐》、《鲁》、《韩》三家（包括司马迁、刘向）说此诗，都以为它意存讽刺。这又该作何解释？另外，古人很强调“四始”说（即《关雎》为“风”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颂”之始），认为把《关雎》列为十五国风的第一篇，是有意义的，并非编排上偶然形成的结果。这些都需要我们作出说明。 
　　我以为，无论今文学派的《齐》、《鲁》、《韩》三家诗也好，古文学派的《毛诗》也好，他们解诗，都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不理解绝大多数“国风”是民歌，把每一首诗都拉到帝王、后妃或列国诸侯的君、夫人身上；二是把作诗的本意和后来的引申意混同起来。三家诗看到《关雎》中有“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转反侧”的话，便扯到周康王身上，说诗意是讽刺他“失德晏起”，正如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所说：“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而后来的《毛诗》为了同三家诗唱对台戏，于是一反今文家法，大讲“后妃之德”云云，目的在于说它不是刺诗而是赞美之辞。如果我们认识到十五国风中确有不少民歌，并排除了断章取义的方式方法，则三家诗也好，《毛诗》也好，他们人为地加给此诗的迷雾都可一扫而空，诗的真面目也就自然显露出来了。 
　　至于把《关雎》列为“国风”之始，我以为这倒是人情之常。古人原有这样的说法，认为《三百篇》所以被保存下来，乃由于它们是能歌唱的乐章而于诗义无涉，故有些讽刺诗或大胆泼辣的爱情诗也没有被统治阶级删除淘汰。我则以为，从《三百篇》的内容看，总还是先把各地的诗歌搜集起来然后为它们配乐，所配之乐，必不能丝毫不关涉诗的内容，而任意用不相干的乐谱去牵合。《关雎》之所以为“风”之始，恐怕同内容仍有关联。由于诗中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词句，很适合结婚时歌唱，于是就把它配上始而缠绵悱恻、终则喜气洋洋的乐调，而沿用为结婚时的奏鸣曲。盖因恋爱而“寤寐思服”、“展转反侧”乃人之常情，故虽哀而不伤（“哀”有动听感人的意思）；夫妇结婚原属正理，君子淑女相配并不违反封建伦常，故虽乐而不淫。这样，自然就把它列为“国风”之首了。直到今日，我们遇到喜庆节日，也还是要唱一些欢快热闹的歌，奏一些鼓舞人心的曲子，取其顺心如意。这并不是什么迷信，而是同喜庆节日的气氛相适应。如果办喜事时奏哀乐唱悼亡诗，撇开吉利与否的迷信观点不谈，至少产生败兴和杀风景的反效果，总是招人憎厌的。《三百篇》的乐章既为统治阶级所制定，当然要图个吉利，把体现喜庆气氛的作品列于篇首。这不仅符合他们本阶级的利益，即从人情之常来讲，也是理当如此。 
　　^^２ 
　　从古以来，《关雎》就有两种分章的方式。一种是每四句为一章，全诗共五章。另一种是分为三章，第一章四句，第二、第三章各八句。从文义看，我倾向于第二种分法。第一章是总述，态度比较客观；第二、三章则从男主人公方面落笔，先说他在未得淑女时思念之苦，连觉也睡不着；然后再说他求得淑女与之成婚以后，他将千方百计同她鱼水和谐，使她心情欢乐舒畅。如果说第二章近于现实主义的描写，那么第三章便带有浪漫主义情调，抒情主人公乃为爱情获得成功的美好前景而陶醉了。 
　　讲到这首诗的表现形式，历来也有两种意见。即在赋、比、兴几种表现手法中，有人认为“关关雎鸠”两句和“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等描写是比兴，由河洲的禽鸟和水中的荇菜“兴”起君子求淑女的愿望，这就是诗的主题。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此诗干脆自始至终都是“赋”。而说它的手法是“赋”的，又有两种解释。一是古人旧说，认为采荇菜的活动本是贵族妇女（包括后妃以及嫔妾）应做的“本职工作”，所以是“赋”；二是今人新说，认为这是一首写实的情歌，小伙子看上了河上采荇菜的劳动少女，于是表示了爱慕之情，无论“雎鸠”的鸣声也好，采荇菜的场面也好，都是“君子”身临其境耳闻目见的，当然属于“直陈其事”的“赋”了。这些说法都能言之成理，读者不妨互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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