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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的人物、语言和社会影响,http://www.170xue.com
有趣的是,王实甫让红娘经常把道学式的语言挂在嘴边,让她摆出俨然正经的模样。例如她觉察到张生自报家门的动机,便搬出“男女授受不亲”的一套,给张生碰了一鼻子灰。从她的装腔作势和张生不尴不尬的神态中,作者让人们看到,她并不尊重什么礼教,却懂得把“孔孟之道”作为一根耍弄的棍子。后来在“拷红”一场,这根棍竟发挥了妙不可言的作用。红娘坦率地把莺莺张生的私情和盘托出,跟着对老夫人说:
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当日军围普救,老夫人所许退军者,以女妻之。张生非慕小姐颜色,岂肯区区建退军之策?兵退身安,夫人悔却前言,岂得不为失信乎?既然不肯成其事,只合酬之以金帛,令张生舍此而去。却不当留请张生于书院,使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所以老夫人有此一端。目下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日后张生名垂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哉?使至官司,老夫人亦得治家不严之罪。官司若推其详,亦知老夫人背义而忘恩,岂得为贤哉?
这番话,滴水不漏,说的完全是封建大道理。红娘拿起“信义”的大牌子,摆出维护封建纲常和家庭利益的样子,以冠冕堂皇的教条压住老夫人,一下子抓住其弱点,击中要害。这“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一招,着实的效,老夫人只好自认晦气。从红娘胸有成竹和滔滔不绝的陈辞中,从她一本正经地搬弄封建教条实际上又是对它大胆嘲弄的过程中,作者让人们看到了红娘泼辣而又机智的鲜明个性。
在有关崔张的故事中,红娘的形象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会真记》里的红娘,地位无足轻重。《西厢记诸宫调》里的红娘,则成了崔张结合不可缺少的助力,这说明金代的董解元,意识到在强大的封建压力面前,才子佳人要冲破罗网,必须获得外力的帮助。他突出了出身卑贱的红娘的作用,说明了下层人民对自身力量有所认识。王实甫在《西厢记诸宫调》的基础上,又赋予红娘新的面貌。他写红娘之所以充当崔张的“撮合山”,不仅是出于对老夫人不守“信义”的反感,更重要的是她本身对爱情追求的认同;她不仅是见义勇为,而且是缘情反礼。王实甫写她从一开始不动声息地协助崔张,以至后来为他们两肋插刀,这种积极主动地帮助“有情人”的侠气,反映了人民大众对“情”自觉追求的态度。汤显祖说王实甫笔下的红娘,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识,二十分胆。有此军师,何攻不破,何战不克”(《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他以运筹帏幄的“军师”比喻红娘,这无疑是看到了她在崔张爱情纠葛中所起的推动作用,从而给予高度的评价。
戏剧是语言的艺术。王实甫在《西厢记》中驾奴语言的技巧,历来为人们称道。王骥德说《西厢记》“今无来者,后掩来哲,虽擅千古绝调”(《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徐复祚赞叹它“字字当行,言言本色,可谓南北之冠”(《曲论》)。他们都把《西厢记》视为戏曲语言艺术的最高峰。
所谓“当行”,是指《西厢记》的语言符合戏剧特点,能和表演结合,具有丰富的动作性,像第三本第二折的一段曲文:
(红唱)〔普天乐〕晚妆残,乌云,轻勾了粉脸,乱挽起云鬟,将简帖儿拈,把妆盒儿按,开折封皮孜孜看,颠来倒去不害心烦。(旦怒叫)红娘!(红做意云)呀!决撒了也!厌的早扦皱了黛眉。(旦云)小贱人,不来怎么!(红唱)忽的波低垂了粉颈,氲的呵改变了朱颜。
莺莺起初着意打扮,后来看到简贴,便胡乱挽起头发,急忙按下妆盒,仔细品味来简,跟着疑虑踌躇发作。这一段唱词,动作性很强。王实甫让唱词规定了演员的形体动作,使人物动起来,适合于舞台表演和人物性格的刻划。
《西厢记》的语言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化特点。即使是唱词,作者也考虑到人物身份、地位、性格的不同,使之呈现不同的风格。同为男性角色,张生的语言显得文雅,郑恒则鄙俗,惠明则粗豪。同为女性角色,莺莺的语言显得婉媚,如:
〔混江龙〕落花成阵,风飘万点正愁人。池塘梦晓,兰槛辞春,蝶粉轻沾飞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尘。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减了三楚精神。
莺莺是大家闺秀,她的唱词节奏舒展,色彩华美,感情含蓄,与婉约派词风相似。所以,朱权说“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
红娘的语言则显得鲜活泼辣。如:
〔满庭芳〕来回顾影,文魔秀士,风欠酸丁,下工夫将额颅十分挣,疾和迟压倒苍蝇,光油油耀花人眼睛,酸溜溜螯得人牙疼。
红娘是丫头,口齿伶俐,作者让她的语言夹杂着俚语、俗语和日常生活用语,显得既质朴本色又生动活泼。
总之,文采与本色相生、藻艳与白描兼备,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是《西厢记》语言的一大特色。由于王实甫在唱词部分大量置入唐诗宋词的意象,使人读来满口生香、意趣盎然。因此《西厢记》也被誉为诗剧。
《西厢记》问世以后家喻户晓,有人甚至把它与《春秋》相提并论。
尽管王实甫《西厢记》的原本已经失传,但明代以来坊间出现了大量《西厢记》刊本。据不完全统计,迄今所知《西厢记》明刊本有110种左右,清刊本有70种左右。刊本的纷繁适足说明它影响之深,流传之广。在戏曲舞台上,《西厢记》更是演出不衰,京、昆、蒲、豫、川、滇、闽、赣等剧种,都把它改编上演,多少年来一直受到观众的喜爱。
不过,《西厢记》在流传过程中,也曾遭受到禁毁、歧视。清朝乾隆十八年(1753),朝廷下令将《西厢记》、《水浒》列为“秽恶之书”,认为“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同治七年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下令查禁“yin词”,指出“《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依于胡底”。当然,《西厢记》是禁不了的,某些封建统治者的态度,只能从反面证明它影响的巨大。
《西厢记》的出现,深深地吸引了许多作者,人们纷纷效法学习。有人甚至依样画葫芦地模仿其文辞,套袭其情节,像元代的《东墙记》、《梅香》,简直像《西厢记》的翻版;《倩女离魂》写折柳亭送别,也因袭《西厢记》长亭送别的场景。有些作家则善于从《西厢记》中汲取营养,像汤显祖的《牡丹亭》,孟称舜的《娇红记》,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在继承《西厢记》反抗封建礼教的思想基础上,发展创造,从而取得了新的成就。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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