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时尚（黄毓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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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时尚（黄毓璜）

　　文学反思录之四

　　信息时代人被科学技术所异化的惊人事实，在一些物质力量、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早就得到理论的阐述和艺术的表现。如今，已经不必借助于那些阐述和表现——我们已经开始从自己的生活中感受到那个事实，感受到巨大社会网络系统之中，人怎样成了“操作对象”，感受到那种个人几乎无法抗拒的、无处不在的“他人引导”。人愈来愈显得“身不由己”的“软弱无力”，西方憧憬不已的东方文化媚力也已经从我们身边悄然远逝。在这样的情势下，文学作为一条精神的逃路，还有可能成为寻找自我的途径吗？作为一方生命的寓所、一块理想的“飞地”，还有可能成为我们温馨的家园、成为安置我们心灵的净土吗？这类问题，在对文学现时走向的思考中突显出来，缘自我们感受到在强悍的现实面前文学的虚弱，源自我们看到了在物性和物化的“时尚”面前，文学的精神已然无可奈何地发生种种妥协和屈从。这便为我们的反思提供了现实依据，启示了回过头去扯出古老话题的需要。以文学与时尚的关系说事，自然只是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可以进入的切口。

　　在我们的辞典上，时尚直白的释义就是一时风尚。作为社会流变、生活迁移、价值更迭驱动下的潮汐式性相，主要是审美旨意、心理趋向在公众与日常的表征。相对于时代深层内涵，它常常是浅显而稍纵即逝的；相对于心灵恒定部位，它常常是即时而变动不居的；相对于精神的底里，它常常是裸露而直呈其态的。

　　时尚并不因之而可以小覷。其公众性、盲动性、愉悦性以及可仿效性的自身特质，决定了它浪潮般的生长，成就其推进演化的广度、强度和速率；还不妨说，时尚作为时代的情感表征，乃是一个时代的种种合力使然，虽曰“人事”，亦关乎“天命”。如同天地有时气，物类有时兴，于衣有时样，于食有时鲜；时异事殊、时移俗易，变幻其中的时尚，就差不多带上“准自然”的品格，某种意义上差可比拟于节令交替、星斗移转，为不可抗力者。虽然其行也不远，此起彼落如转轮，却不随一己好恶兴废，不因拒之纳之而行止，称得上一位无翼而飞、天生天杀的主儿。对于社会个体而言，谁谁要“领起”它，谁谁要“力挽”它，要不是说说玩玩的大话，就免不脱受到这样那样的嘲讽和惩罚。

　　同时，时尚也并非可以简单地一面而论。不仅是因为它往往牵连种种历史内情又伴随前行的社会步履；依我来看，其本身也具备种种包容的可能：既可涵茹孕育诞生之契机，亦可成为酿出溃靡之温床；既可济助伴同前行而汰出陈旧之功，亦可隐藏随俗沉浮堙灭自身之患；事情确实存在两面性。即使细微若时尚“减肥”，只要不去弄到当年宫女们据了楚王的眼色去“尽饿死”的地步，其利弊就不能只作一面观。“因势利导”因而成为可能，“圣者时也”的名言，“我行我素”的标榜，也因而都在大本大宗的道理之内，是从不同侧面说向了人在“自然化”了的客体面前的主观选择和临世态度。且不论诗文合为时而作并非谬说，占得住“与时俱进”的道理，即令那种处变观时宜、演曲趋时调，就人的应世态度和生存策略而言，其随顺亦不失为智，显见几分无奈的同时也透出几多聪明。

　　然而，执著于精神性、终极性、恒久性以及个体创造性的文学，常常会在物性和物化了的时尚面前保持一份心灵的高傲。这份高傲于今仍然理应得到尊重，它在事实上的屡屡受到嘲弄，只是我们对一种心灵保留持了古老的期待和实用的眼光。要求文学“兴国”，自然只能看到其“可怜无补”；要求文学“趋时”，也正是失察于文学原不是大众情人、世俗跟班，举凡称得起“作家”的，大体就不会与世偃仰，不能不有些行不苟容、自行其是。               

　　问题自然还是得回到生命需求的多重性上来：弄文并不恒等于营生，人在文学中并不类同于人在生活里，虽有古之哲人的“为稻梁谋”，也不乏今之贤良的“写作为了活着”，但不难领会，活着而选择写作，多少说明我们的要求是双向的，既不能让肚子空着，也不愿让精神饿着。诗性的写作毕竟不是以粮棉为对象的事业，乃是操作精神和精神操作的心性的事业，就本质而言，文学并不服膺“生存法则”和“现存秩序”，其出发点和归宿在于“第二现实”亦即“理想境界”的建构；西方的“模糊”和东方的“神秘”内里一样，一样会于人生在世不称意上感情用事，一样不肯含糊地要去做出生命的追寻、灵魂的拷问，一样地牢固着为人类重构理想化的生存秩序而“立言”的精神情结，换了时尚话语，不说“立言”说“码字”，也一样，只要不是“现实秀”，只要有点“异类样”，就不免有些跟现世、现时“对着干”的意味。论文者或有背对时尚乃至以时尚为天敌的说法，究其实，仍不在褒贬时尚，于时尚本身的存在和运行无多指涉，为文者干的是自己的活，虽然让活得好好的大伙儿觉得有些隔阂碍绊，自是为文的多了些精神欲望使然，不可以“吃饱了撑的”、以“活得不耐烦”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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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论道得赶紧声明：这里只是对于文学特质的一种特定的描述，取的是其超越性、精神性、终极性这一向度，并非认为为文者该躲进“象牙塔”里面做白日梦，并非以为文学可以无视其固有的公众性和现实性，可以抛开现实关系去胡乱想，如同先辈讥讽的想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那样。地球是离不开的，科学技术时代有让航天员暂时离脱的能奈，可非独仍依赖着地控，到头来还得回到地面上来做报告。只不过有一点须得明白，地球上的现实在文学作品中，不能不具备“前提”的性质，却也仅仅是“前提”。一方面，现实生活之于文学创作不是复制、克隆的对象；又一方面，处于“现实”部位的时尚，恰恰又表现为彼此仿效的复制品、互相造型的克隆物，文学跟时尚的不相能因而被突现出来。弄文的属意超越，故时尚在“一边”（此岸？），文学在“另一边”（彼岸？）；弄文的执著于精神，执著于属己的自我性，故时尚在“外面”（客体？），文学在“里面”（主体？）；弄文的又热衷于世界与人的追问，热衷于底蕴的探访，故时尚在“上面”（实然？），文学在“下面”（应然？）。这大概可以看成两者的角色位置，看成文学的存在状况、存在理由和存活可能，来不得孟浪和越界。报纸上见到发型时尚的研究者告诫说，白领阶层在时尚面前要矜持一点，男士的头发留过耳朵了，女士的头发染成五彩缤纷了，就跟告别白领的日子相去不远。文学如果效仿时尚、在时尚里栖息，它也就只能告别自身。

　　坚执于文学的士人尽可事理通达心平气和，却多不会就范贤达们“顺天应时”的规劝，宁可自知不可为而徒唤奈何，并不将就随波逐流的日子，职事的品格化，决定了他对群体奉行的时尚尤其取了不肯苟同的态度。想当年，“刁皮”的东坡先生一度心血来潮，光出自己的肚子，向诸位婢女怪怪地发问：“此中何有”？朝云以“公一肚皮不合时宜”应答，彼刻，先生的一阵大笑，该是对红颜知己的会心认同，也该是对于为文之道的一种认定了。

　　然则，东坡去之远矣，我们的文学早就习惯于现实的认同，亦步亦趋于现实，一里一程地“再现”。上个世纪80年代有过“反拨”的悲壮、“回归”的努力，出现过新招频生、新品迭出的动人景观，惜哉脆弱的自身经不得“诱惑”与“冲击”，加之一味高雅不肯着陆，吊在那棵“现代”之树上风干了身子。到了当下，左右作家的不再是那条“创新的狗”，换了一只“无形的手”，文学征逐时尚、觑准时尚下手之风盛行起来，唯恐“不合时宜”成了普遍的心理，文学在自身失落上开始着又一个轮回。文学公众会熟知那些盛行不已的读物，包括批量生产的圣君贤臣的重新演义，包括一脉相承的“反腐倡廉”的世相演绎，包括芸芸众生日常生活不厌其详的记录，还可以包括很为“叛逆”的对抗传统以及很为“另类”的“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等等品类。演义历史、道德训诫、娱乐身心以及物质欲望、生理需求的表现，均不妨为文学“兼收并蓄”，文学不能根据写了什么定高下论是非，鲁迅诚然有过“毛毛虫”进不得作品的谐谑，可先生也分明有过“瘌痢头”进入作品的示范，问题仍在于“怎样写”和“写得怎样”。我们读到的作品普遍的问题恰恰在这里，由于缺少创见和新质，由于整体性思考、艺术想象力度的贫弱和缺位，多流于现实的模本和生活的相册，流于历史记载和社会图形，属于文学的提供极其寡薄，更无论属于人身、人性的发见；等而下之，便有用了文学的形式有意无意地宣扬了非“人本”、反“人道”的东西；更有甚者，推出的竟就是一些没有整体关联、不成艺术构件的毛毛虫、瘌痢头。有意味的是，诸如此类的弊端和缺失，差不多都可以从趋附时尚、迎合大众的心理上找到一些因由。趋鹜时尚的功利性以及大众趣味的两重性这里不去阐述，我只想就更能拥有大众的通俗文学和更受精英青睐的“纯文学”的相关思考略加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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