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李素伯的《小品文研究》

当时，小品文写作中有两种不良倾向：一是提倡“闲适”，一是提倡“复古”。如果说那些装作嬉皮笑脸的戏谑姿态写出的大量评茶说鬼、游戏消闲、卑下无聊的小品起了消磨群众斗志的作用，那么，那种重抄笑话、乱点古书，忽而主张“本位主义”、忽而提倡“读经救国”，被鲁迅斥为有“帮闲之志”、无“帮闲之才”的瞎扯淡的复古行经，其危害就更大。对这后一种现象，李素伯更为不满。他反感于少数有闲者细磨细琢地雕镂着小摆设而使封建余孽借尸还魂，并且对那些声威显赫的文坛巨匠也大胆的提出逆耳忠告，他说：对古人的作品“表扬之则可，趋天下相率而膜拜之，模仿之，固难免迷恋骸骨之嫌。择术宜慎，居文坛高位者尤应注意及之”。他还直言不讳的奉劝“年来意态消沉” ，“躲到象牙之塔里，写些茶经酒谱”的周作人，写小品文不必“为求精练，忘掉实用；或但图美观，滥用杂料”。他进而旗帜鲜明地提出：无论谁的小品文，只要“不会使青年的读者为之迷恋骸骨，或麻醉于风情，向着时代开倒车”的，就没有拒绝和蔑视的必要。他为自己的“只能写些不伦不类胡说八道的非正统的小文”而自得其乐，以此与有闲的封建复古派对阵。李素伯何以有如此执着的精神、如此激烈的态度呢？我们回顾他写作《小品文研究》的宗旨，就不难理解，他为现代小品文的发荣滋长而挣扎而奋斗，一面抵御着外部的进攻，一面毫不留情地切割着内部滋生的毒瘤。

对30年代散文领域的这场斗争，李素伯还站到更高的社会历史角度分析。他认为周作人等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与政治黑暗有直接关系。他说：“周作人的风度是最近于晋人的”，因为世事轮回，“历史往往会重演的。”这虽是一种思想的倒流，但也是世态略同的结果。这就明确地在国民党政府和腐败黑暗的晋朝之间划了等号。接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昔人以晋人之亡归罪王衍清谈，倘我们以为今日国事之危，不由于将军之不抵抗，要人之拜菩萨，而由于学者之提倡幽默，文人之讲究趣味，也未免倒因为果”了。多么简洁明了，何等痛快淋漓。从文坛看政坛，首先应批评社会政治的反动，这才是持平之论。当然，李素伯在这里也并非故意为文学界逆流开脱其应负的责任。文学和政治同属于上层建筑，且相互作用。倘若是面对黑暗的政治统治，文学的责任就是撕破这面遮天蔽日的政治旗帜，让人们重见光明。假如不是这样，而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则当和黑暗政治一样，予以声讨。纵观李素伯的文章，他正是这样做的，双箭齐发，各中一的，其战果也是双倍的。

三

“小品文是以表现生活抒写情调为本职的”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科学命题，在“左”的思潮泛滥的年代里，曾被片面地加以解释和发挥。有人认为，文学的使命仅限于描摹生活的图景，再现客观事物。如谁强调文学应表现作者的情志，抒发作者的爱憎，就会被看作倡导唯心主义文艺观。这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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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在30年代曾泛滥过。有些人（第三种人）宣扬客观主义的“镜子论”；有些人认为文艺是政治的“留声机器”；甚至左联的一些同志也一概排斥文学的主面感情因素，认为这是小布尔乔亚的不健康思想的反映；还有些人则以小品文是“个人主义的”、是“自我表现”为理由而要“扬弃”之等等。这些用旧唯物主义来解释文学与生活关系的观点是非常有害且有悖于事实的。李素伯论证道：“文学是不能离开人生而存在的，文学作家离了生活，也便没有真实动人的作品” 。这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李素伯认为：“正如一切的文艺作品一样，自我表现为作品的生命，作者人性、人格的表现，尤为小品文的必要条件” www.170xue.com 。这一观点，如果我们不是过于扣字眼的话，那是符合科学的文艺理论的，正体现了辩证法的思想。文学反映生活是再现与表现的统一，就文学是作家审美认识的结晶而言，表现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文学作为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其中必然充溢着作家扩张了的心灵。再现和表现不能截然分开，但它们在不同体裁的作品中侧重点又各有不同，叙事类作品着重于再现，抒情类作品则以表现为主。小品文这种诗似的美的散文，所言者小，所见者大，其中凝聚着作者强烈的真情实感。“一芥藏世界，花上凝人情”，正是小品文的理想境界。

他举例如：歌德“因苦闷而有《浮司德》，《少年维特的烦恼》，但丁因失恋流放而有《神曲》，屈原因怀才不遇而有《离骚》、《天问》、《九歌》”，这些作品，是作者“最真实的自我表现与生命力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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