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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后，王稼祥和周恩来被指定为中央三人军事小组的成员，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军，胜利地实现了红军战略转移。中央主力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指挥下，变被动为主动，进行四渡赤水战役，取得长征以后第一次重大胜利。尔后全军巧渡金沙江，甩掉几十万国民党军主力的围追堵截。强渡大渡河，飞越泸定桥，爬过大雪山。一系列转危为安的实践，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统帅才能。
二、六中全会的“福星”
1936年底，鉴于王稼祥伤情严重，党中央决定送他赴苏治疗。毛泽东亲自指派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陪同护送。
据王稼祥生前回忆说：“我到莫斯科不久之后，就进医院开了刀。在出院之后，因身体虚弱，被派到南俄疗养，这已经是1937年秋冬之交的时候了。后来，在疗养院中接到莫斯科电话，要我立即回到莫斯科。我回到莫斯科后才知道王明、康生要回国。季米特洛夫在接见王明、康生、邓发和我时，说要留一个中国同志在共产国际工作，并问到我的意见。我说，我想回国工作。季米特洛夫于是说，我们决定把你留下来，因为你懂俄文，而决定邓发去新疆工作。”
在莫斯科，王稼祥向共产国际作了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的较详尽的报告，汇报了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又应邀参加了王明回国前斯大林的接见。当时王稼祥知道，斯大林没有见过毛泽东，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和党内的威望不可能全面了解，加上王明长年在苏联得到斯大林的信赖，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向斯大林汇报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介绍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在接见中，当谈到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时，斯大林说：“共产党人，不要怕在民族斗争的浪潮中被淹没掉，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的斗争洪流中去。”斯大林很关心中国革命，向王稼祥问及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和红军还有
多少人?王稼详认真地回答说：“我们红军遭受了严重的创伤，胜利到达陕北时，仅剩下3万人了”。王明在一旁却说：“还有30多万人。”王稼祥毫不客气地立即纠正：“斯大林同志，是3万多，不是30万!”这时斯大林说道：“我们共产党人，应该重视的红军战士，是有理想、拿枪的战士，是能打仗的勇敢战士，而不是吃粮食的人”。王稼祥又对斯大林说：“我们毛主席主张抗日，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已是民族矛盾，中国正在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斯大林听了高兴地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蒋介石斗争了十几年，现在经过长征，到达了陕北根据地，这是件可喜的历史事件，“你们红军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是一支胜利的部队”，“请把我的话转告给毛泽东同志，并祝他健康!”
王稼祥在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多次与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等讨论中国当时国内形势，竭力赞成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介绍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以及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情况。正是经过王稼祥的介绍，毛泽东在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心目中产生了一定的威望，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从支持王明转变到支持毛泽东奠定了基础。
1938年4月，任弼时带着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报告大纲和请求给八路军武器援助的任务来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报告中，王稼祥发言时着重补充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第二次统一战线，并指出它同第一次统一战线的不同点，即与国民党第一次破裂后的第二次合作，而且国共两党都有武装。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经过认真的、充分的讨论之后，通过了两个文件，一个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一个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这两个文件充分肯定和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明确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全民族的抗日战争。
任弼时到莫斯科后，王稼祥提出回国工作。据王稼祥回忆，在动身回国前，“季米特洛失同我和任弼时谈了话。其主要内容是：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
1938年7月，王稼祥由莫斯科乘飞机经新疆回国，正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王明右倾错误路线斗争激烈的紧急关头。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打击了王明的嚣张气焰，维护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维护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援助，对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对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无疑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和支持；对于即将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取得成功，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三、“毛泽东思想”的提出
王稼祥不仅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作出了贡献，而且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清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起了很大作用。
那是1943年6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来到枣园王稼祥的住处，说：“党诞生22周年的日子快到了，是不是请你写篇纪念党的生日的文章。”王稼祥问毛泽东应该从哪些方面写，并谦虚地说：’我还没个准备哩!”毛泽东说：“22年来的历史你都知道，就从总结经验教训，再针对目前党内思想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写吧!”王稼祥说：“好，让我想想看。”
一周之后，王稼祥经过深思熟虑，抱病完成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这篇著名论著。他当即让警卫员送给毛泽东审阅。第二天，毛泽东就批给报社立即发表。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了此文。
正是在这篇论著中，王稼祥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在这篇论著中，王稼祥对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成熟过程，作了科学的阐述。
为了进一步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他说：“毛泽东思想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布尔什维主义”。这个论述，对当时国内“反共分子”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是德国人马克思和俄国人列宁的理论，因此不合国情”的反动论调，作了有力驳斥。
“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经王稼祥第一次提出后，逐步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他们开始在自己的著作中采用了这一提法。两年之后，即1945年5月，党的“七大”正式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吸收了王稼祥和其他同志的一些提法和意见，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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