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名人传摘抄,名人传简介,名人传全文阅读,http://www.170xue.com
董建华简介、个人资料,http://www.170xue.com
面对城市遭遇的灾难，董建华第一次表现出了他的倔强和执拗。这位在其后7年中被称为“硬颈人”的特首，决定承受短痛，维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以避免长期的不确定性———充足的外汇储备和中央政府的支持，成为了他的信心基础。金融风暴的阴云在香港上空盘桓了18个月后，决斗的时间到来了。1998年8月，当“大鳄”在货币和股票市场同时张开大口时，董建华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决定入市干预，以挽救整个城市。
香港人对于楼价10年上涨10倍印象深刻，买楼不只是居住，更是一种投资。歌星王菲在1997年以七成按揭，分20年供款的方式以4800万港元购入了沙田宝松苑豪宅，每月供款额达29万港元，两年后只能半价出售。楼价的惨跌制造的负资产户数以十万计，2001年，据中原地产数据，香港60万个负资产账面损失达6000亿港元。
在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的克雷宁教授看来，香港当时是陷入了经济学所称的“财富递减效应”。他的浅显的解释是，股票市场跌落40％，人们觉得自己的财富减少了。他们觉得自己的财富减少了，就会减少购物支出。减少购物支出，生产就会减少，受雇用的人数也会降低。
对于普通香港人来说，切肤之痛却总是体现在房地产上，而不是理论上。在短期内，房地产的低迷直接造成中产阶层破产，又连累百业受损，拖垮了整体经济，正是每个人都可看到的事实。
特首的首个德政，“八万五”建屋计划，由此惹起了一些争议。有人开始说，在金融风暴扫荡楼市的时期，这一计划无异于雪上加霜。特区政府自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从1998年6月起就不再出售地皮。不过，由于偶然或者误会的原因，这一计划的正式宣示废止却迟到了整整两年。
在1998年的施政报告中，董建华曾为房屋政策定下了3个目标，一是尽快提供公屋，把轮候期由7年缩短到3年；第二是灵活地处理居屋的出售；第三是明确指出政府的目标是稳定楼价。
金融风暴来临之前，香港经济正处于发展到相当阶段，福利主义抬头的时期，形势暗合了董建华本人的思想。1998年2月14日，他在香港电台朗读了写给妹妹董亦平的特首家书说：“你知道，我处事一向注重原则，也有自己的理念。”在信中，他说自己不会在金融风暴前退缩，并坚守三个信念，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必须是一个有爱心的社会”。
生为船王之子，品性忠厚的董建华对普罗大众的民生状况抱有同情，这或可揭示他迟迟不愿彻底放弃“八万五”建屋目标的心理动机。
2000年6月，董建华先生在接受媒体访问时首次承认，“八万五”建屋目标早已不再实施，因此已经“不存在”。对于香港经济来说，这是等候已久的一句话。翌日，早盘恒生地产分类指数即上升1.08％，跑赢大市，恒指则上升0.76％。
实际停止与宣示停止之间的时间差，在不同的人当中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这是特首的执拗性格的体现，更有人指责欠缺沟通意识，不熟悉公共政治的基本技巧。欣赏董建华的人则指出，这恰好说明“董先生不是政客”。“被传媒问出，而不是自己说出，证明他好单纯。”
“在香港做官必须会作秀，”民建联副主席谭耀宗则言简意赅地总结说，“董先生不会作秀。”
下层人士则显然对董建华的善良充满理解。3月11日，在红区的永昌茶餐厅，40多岁的伍先生表示不关心谁做特首，这时厨师插嘴说，“董生是好人！”事实上，关于董是“好人”，在香港几乎是没有争议的话题。
亲力亲为，尽心竭力
在遭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各个经济体中，香港恢复最慢。香港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香港人参与经济转型的心理动力不足。
特首认识到了香港的产业空心化问题———香港制造业转移至珠江三角洲，金融服务业所占比例过大。他试图开展新型的制造业，推出“中药港”、“数码港”等计划，并图谋重振电影工业。这些项目投资巨大，回报期漫长，又不可能由政府的公共支出来承担，因此他期望香港的大公司承担起历史使命。
香港“数码港”计划总投资140亿港元，意在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信息科技中心，并帮助香港向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
今天，深圳的IT业规模远超香港，但在1998年，香港却是互联网新经济的当之无愧的神话之城。既靠家族财富的支撑，又靠新概念，李泽楷的平头形象被视为是时尚楷模，他本人也被称为“小超人”。盈科的并购活动轰动全球，TOM上市亦盛况空前。然而，这一领域里最有野心、最理想化的传奇故事却以幻灭收场———“科技股变科幻股”，新经济的果子落到了别处。4年后，如同“大使”牌轿车作为一个象征物进入记录南亚历史的文学，李泽楷面对提问时“呀呀呀”的张口结舌声也被录制进了香港电影。
不过，“数码港”计划还是给香港带来了成绩，富有特色的创业板市场启动了，为成长性良好的新兴高科技企业新辟了融资渠道。到1999年第二季度，香港经济终于结束了连续5个季度的负增长，取得1.1％的增长。这个转折点一出现，香港就开始走上复苏之路。
在香港大学经济学副教授肖耿看来，香港的坏消息中又有着很多的好消息：楼市跌70％，股票跌40％，失业率从2％升到8％，但社会稳定，银行的坏帐只有3％到5％，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基本架构没有受到冲击，企业破产没有导致社会问题。
“这是被忽视的经济奇迹。”肖耿总结说，“外界低估了香港。”
1998年3月12日，在香港贸易发展局与法国公会属下国际委员会在巴黎举行的午餐会上，董建华表示，成本飞涨会损害和抑制香港的经济增长。作为降低成本的方法之一，公务员减薪被提上了日程。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手段没有得到公务员群体的理解。在公关和谈判方面，勤勉的特首尚称不上是行家里手。
因此，董建华越来越强化了亲力亲为的习惯，试图以个人之力，提高特区政府的工作效率，贯彻自己的政策。
民建联副主席谭耀宗对董建华的作为颇多肯定，不过，他也评论说，“董先生太亲力亲为，累得很厉害，效率反而低。”
就在这勉力为之的年代的尾声，SARS再使香港百业凋零。在2003年疫情来袭之前，与大陆的情况不同，资金充裕的特区政府一直投资于公共卫生事业，北区医院等一系列新建急症医院设施良好，急症室可以提供全日二十四小时服务。不过在当年春天，在情况未明的情况下，特区政府的应急反应虽然相对敏捷，却不足以应付危机。
2003年4月20日，星期日，疫情正烈，董建华出席圣公会基孝中学“健康校园，灭绝肺炎”仪式。在致辞中他承认，特区政府并没有察觉到此前内地疫情的征兆：“事实上当第一次病发时，我们的确是一无所知。”
这时，特区政府的隔离工作已经开展10日，已经初见成效。两天后，经过3个多星期的停课后，香港各学校由中三开始复课。2003年6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将香港从疫区名单剔除。
请辞之际，董建华得到了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高度评价。而在香港，无论是中下阶层、还是中产阶级，感受都有些复杂。
在郑钢英看来，在民间层面上，特首很可能是被低估了。“董先生提出了许多目标，一些市民不认同，公务员队伍的配合也不够，当然执行不下去了，也让人有了不切实际，虎头蛇尾的印象。”郑钢英说，“香港人对利益看得重，尤其是短期利益。从长远说，董先生也许都是对的。”
刻苦的长子
“我读的大学不是好学校，成绩又大多是C。”在讲究文凭的香港，特首如此坦率地说起自己的读书生涯，令听到这话的朋友感到惊讶。他的这位朋友告诉本报记者，董建华对自己的评价并不像别人给予的那么高。
董建华早年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学习航运，获得理学士学位。毕业后，父亲让他去美国通用公司去做一个普通职员。“我担心你的刻苦精神不够。”董浩云当时说。35年后，董建华成为整个世界上最刻苦的官员之一，如果不是最刻苦的一个的话。凭借所持的东方海外集团公司的股票，他每年收益过亿港元，但是在特首任上，年薪不过500万。每天他勤勉工作，有过劳迹象，除了“耍耍太极”之外，别无娱乐。
7年多的特首生涯并非董建华的最艰难的岁月，早在1986年的夏天，他就走过了人生的最低谷。
在1960年代，董建华还仿佛生活在伊甸园中。那一年有一个人被董建华的车撞了，伤得不重，他记得，“车上走下一个公子模样的人，热心地问伤势，把我送到私立医院。”董建华看了这个人3次，给了3万块钱。在当时，这笔钱可谓数目惊人，在跑马地买一层楼还有余。
在董建华请辞特首后，香港媒体纷纷表示，董是一个好人。这个人则说，董建华是“心真的好”。
到了1986年的夏天的那天，董建华早已不能如此潇洒。当日香港大风，挂三号风球，49岁的董建华回到香港机场时已经满心绝望。当时董氏东方海外公司濒临破产边缘，两个弟弟在美国上学，他已经寄不出学费，而当天他赴台湾借款又遭拒绝。在赶去参加最后一次债权人会议之前，他一度决定自戕，在机场打电话给朋友说，“如果我死了，请你照顾我的家人。”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董建华简介、个人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