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随笔：论邦国底真正伟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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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随笔：论邦国的真正伟大之处

　　雅典人塞密斯陶克立斯在某次宴会上有人想请他弹琵琶。他说他不会弄琴可是会把一个小城弄成一座大邦。这句话因为过于归功自己，所以是骄傲不逊；但是如果一般地用在别人身上，则可算是很庄肃贤明的评论。这句话（再用譬喻的说法引申一下）就可以把从事国政者之中两种不同的才能表现出来。因为，如果把议事和执政的各官真正地观察一下，其中也许可以发见（虽然这是很稀有的）几个能使小国变为大邦，而不能弄琴的人；同时，在另一方面，却可以发现许多巧于弄琴可是不但不能使小国变为大邦，而且是有相反的天才的人，他们是能把一个伟大而兴盛的国家带到衰败凋零的地步的。并且，那些堕落的技巧智能，许多公卿大夫借之以邀宠于主上钓名于流俗者，确是除了“弄琴”之名，不值得更好的名称的：因为这些技巧智能不过是一时欢乐之资，在会者本人虽可借以炫耀，而于他们所事的国家之幸福与进步，则无所裨益也。当然，也有些公卿大夫够得上一个“能”字的（即所谓“干才”）。他们能够调理国政，不使陷于危难和明显的困境，可是若要把国家在力量，财富，国运上都增强长大，则他们断断无此能力。现在我们不管做事的人怎么样，且一谈事务的本身；就是，国家的真正伟大之处以及达到这种情形的方法。这是一个值得雄王英主常常考虑的题目；为的是他们既可以不至于因为过于相信自己的力量而多事妄为，虚耗实力；又可以不至于因为过于卑视自己的力量而屈尊以从怯懦畏葸的计议也。

　　一个国家的疆土之大小是可以测量的；其财赋收入之多少是可以计算的。它的人口可由户口册卷而得见，城镇之多少及大小则可由图表而知之。然而在人事中没有比关于一国的力量的真正估计推断更为易于错误的。基督把天国不譬做任何巨大的果核或种子而譬做一粒芥子；即是一种最小的种子，但是却有一种迅速发芽及长大的特性与精神。类此，有些国家的疆土很大，可是不能伸张国力或领袖他国；又有些国家幅员很小，有如一种躯干微小的植物，然而却能为强大的帝国之基础。

　　坚城、武库、名马、战车、巨象、大炮等等不过是披着狮子皮的绵羊，除非人民的体质和精神是坚强好战的。不特如此，若是民无勇气，则兵士数目之多是无关紧要的，委吉尔所谓“一只狼从不介意有多少只羊”者即指此也。在阿比拉（Arbela）平原中的波斯军有如一片人海，竟使亚历山大军中的将领不免惊惶；因此他们来到亚历山大面前，并建议在夜间进攻；但是他说：“我不愿偷取胜利”。结果是容容易易地打败了敌人。阿米尼亚王蒂格拉奈斯率四十万大军驻于一座山头，当他看见那不过一万四千的罗马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他就说笑话道：“那些人若是使节则太多，若为战斗而来则太少了”。但是，那天的太阳落之前，他已经发现这些人很够追逐他并大戮他的军队了。关于数目不敌勇气的例子是很多的：因此我们不妨断言，任何国家若要伟大，其主要之点，就在要有一个善战的民族。“金钱是战争的筋肉”，这是句平常的老套，然而若是人民卑污yin靡，其两臂的筋肉无力，则金钱也不能算是战争的筋肉了。因为索伦对克瑞萨斯（当克瑞萨斯为了炫示他的富有起见把他的藏金给索伦看的时候）所说的话是说得很好的。“陛下，若是另一人前来，他的铁胜于陛下的铁，那末他就要变成这些金子的主人了”。所以任何君王或国家，除非自己的国民组成的军队是优良骁勇的话，最好不要对自己的力量估价过高。在另一方面，那些有强悍好战的臣民的君王则应当知道自己的力量——除非这些臣民在别的方面是有缺陷的。至于用金钱募集的客军（那就是自己的臣民不可靠的时候的助力），所有的先例都证明任何倚仗客军的政府或君主虽然可以得意一时，如鸟之张翼，然而不久将不免于铩羽也。

　　犹大和以萨迦的命运是永不会相合的，同一个民族或国家不会既是幼狮而又是负重的驴子一样；再者，一个困于租税的民族而要变为武勇好战，这也是不可能的。经国民同意而征收的租税比仅由掌权者片面征收的租税，减人勇气较少；荷兰的国税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英国的特税也可算是一个例子。读者必须注意我们现在所论的是心胆的问题而不是钱包的问题。一样的赋税，不论是经国民同意与否，对于钱包的作用是同一的，但是对于人民的勇气，其作用可就不同了。因此你可以断定，凡是困于租税的人民是不适于建立帝国的。

　　凡是志欲强大的国家应当小心，不可使国内的贵族和绅士阶级繁殖过速。因为这种情形将使平民变为农奴村夫，使他们意志沮丧，实际上成为上流阶级的奴仆而已。这就好象你在丛林中可以见到的情形一样；假如你把小树留得过密，那末你就永不会有清清楚楚的丛林，而只能有矮树野薮。类此，在国家之内，如果上流阶级人数过多，则平民必降为卑下，其结果将至于一百个头颅没有一个配戴盔的；尤其对于那为军队之神经系统的步兵为然；如此的国家将有很大的人口而很小的力量了。 我所谈的这一点，若要找个例子来证明它，那末最好是把英国和法国比较一下：两国之中，虽然英国在疆土和人口方面都不及法国，然而和法国敌对起来，却居然不止是个敌手；这就因为英国的一般民众能成为优良的兵士，而法国的乡农则不能也。在这一点上英王亨利第七的法度（关于这个法度曾在拙著《亨利第七本纪》中详言之）真是用意深远，值得钦佩的。他把田庄农舍都规划齐一了。所谓规划齐一者，就是依他的规定，凡是田庄农舍必须要受一定限度的田地的维持，这限度就在要使那田庄农舍里的人能以生活裕如不至沦入贱役；他这种制度又使耕田的人就是田的主人而非仅仅是雇佣之徒。这样就可以达到委吉尔所形容的古意大利的性质了：

　　一个兵强土肥因而伟大的国家。

　　还有一种情形（这种情形据我所知几乎是英国特有的，除了或者在波兰以外，别处恐怕是遇不到的）也是不可忽略的：就是服侍贵族和绅士的都是自由人；而这些人在武事上毫不劣于中产的平民。因此，贵族和上流人士的生活中那种种的荣华豪气，宾客之盛，礼仪之隆，一旦成为风习之后，的确都是很能引人到武功的伟大上去的。反之，贵族与上流人士的生活若是吝啬隐秘，则将使国内的武力大为削弱。

　　无论用何种方法，务须使尼布甲尼撒梦中所见的王国的躯干强大到能够支持枝叶的程度；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皇帝或政府的本族臣民同他们统属治理的异族人民比起来，其多寡须有正当的比例。因此，所有那些使异族人容易入籍归化的国家都是适于成为帝国的。若以为小小的民族，因其智勇绝伦，竟足以征服并保有过大的国度，这种事短时间是可能的，但是这样的国度不久将会突然灭亡的。斯巴达人对于入籍一事过于严密；因此，当他们守着自己的小小的国境的时候，他们的地位是很巩固的；但是到了他们的国境扩张，枝叶变得为躯干所不能支持的时候，他们就突然覆亡，如风吹果落一样。在入籍的这一点上，从来没有一国如罗马之易于容纳异族者。因此罗马人的结局也因之而很好；因为他们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罗马人的办法是不仅把国籍权（他们叫做市民权）给予愿入籍的人而且是把这种权益极为充分地给予他：这就是说，他们不但把交易权，婚娶权和承继权给予愿入籍的人而且还把选举权和任官权给予这种人。并且这种的授权其受者不限于个人，一个家族也可以受这些权利；不但如此，一城的人，有时一国的人也可如此得享罗马公民的权利。此外再加上罗马人移民殖民的习惯，由于这种习惯罗马这个植物就由本土而移植到异乡的土壤中了。把这两种制度加在一起，你尽可以说并不是罗马人发展到全世界去，而全世界发展到罗马来了；而这种情形确是大国之道。我曾对西班牙感觉惊异，就是道地的西班牙人如此之少，而何以他们能够占据并统辖这么大的属地呢？但是西班牙本国的疆土的确是一棵大树，较之罗马和斯巴达初起的时候，优胜得多了。并且，虽然他们没有容易准人入籍的惯例，可是他们有仅次于这个惯例的办法；就是，在他们的普通兵士组成的军队中所用的人是差不多毫无本国人与异族的分别的；不但如此，有时在他们的最高将领中也有异族人。又，就西王腓力普所颁的特诏看来，他们现在对于本国人口不足的这种情形似乎是很感觉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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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着作的，户内的技艺，以及精密的制造（需用手指之巧而不需用臂力之强者）在本性中就与好战的心理不合，这是无疑的。一般言之，所有好战的民族都有点游荡，爱危险甚于爱劳作。如果我们要他们仍旧保持那种武勇的精神，那我们就不可过于禁制或改移他们的好尚。因此，古代的斯巴达、雅典、罗马，以及其他的国家都蓄养奴隶，让他们担任那些劳作，这是他们那些国家的一个大便宜。但是蓄奴之制已由基督教的教律而大部废除了。最和蓄奴制相近的办法就是把那些技艺大部留给异族人去做（异族人为了这个原故也易在所在国里容身）而把本国人中一般民众的大多数限于三种工作或职业——耕者，自由的仆役；从事强力健壮的工作的工匠，如铁匠、泥匠、木匠等等：正式的军人还不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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