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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杨绛的一世情缘,http://www.170xue.com
这一天，两家的亲朋好友来了许多人，连无锡国专的校长唐文治、陈衍老先生都来祝贺，还有钱钟书和杨绛的同学陈梦家、赵罗蕤等，众宾客济济一堂，喜气盈门。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从苏州赶来吃喜洒，这位从来不会打扮的姑母，自己特地精心打扮一番，穿一身簇新的白夏布的衣裙和白皮鞋非常神气地进来，让宾客大吃一惊，以为她披麻戴孝来了。结婚仪式上，钱钟书身穿黑色礼服，白色衬衣，脚蹬皮鞋；杨绛身着拖长裙婚纱，一对新人郎才女貌打扮得分外漂亮。可惜天气太热，新郎白衬衣的硬领给汗水浸得又软又黄，新郎新娘全都汗流满面，正如后来杨“淘气”的说法：“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婚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抓的扒手。”钱基博老先生对这门亲事大为满意，因为杨绛猪年出生，老得天先生特地把自己珍藏的汉代古董铜猪符送给儿媳，作为祥物，祝他们两人在以后的岁月里吉祥如意。
风雨同舟
婚后不久，钱钟书杨绛即告别父母朋邦，相伴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1937年，他们的女儿钱瑗出生了，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乐趣。钱钟书“痴气”十足，有着孩子般的童心。杨绛回忆说：“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帖，可是一个人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蘸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回国后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画一个大花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了。”
1938年，钱钟书杨绛携女儿提前回国。杨绛的父母先后去世，这对孝顺的杨绛来说，不啻于一次重大的情感打击。这以后，钱钟书杨绛相依为命，颠沛流离，曾一度生活艰难，钱钟书为维持这个家，不得不多代课。直到1949年，他们重返清华大学校园。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春天。1950年起，中央领导力邀钱钟书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应承了，为之耗费了大量的心血。此时杨绛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教书，每天陪她的是那只可爱的小郎“花花儿”.
杨绛课务并不繁重，业余时间她从事文学翻译。
1966年，“文革”开始了。钱钟书夫妇俩也在劫难逃。1966年8月9日，杨绛被“揪”了出来，3天后，钱钟书也被“揪”了出来。那时候，钱钟书在文学所，杨绛在外文所，同属学部，命运也相同。每天上班，他俩各自挂着自己精心制作的牌子，自己用毛笔工整地写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一天，钱钟书在被揪斗中，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成了“十”字怪头，亏得杨绛一向是钱钟书的“理发师”，赶紧将“学士头”改为“和尚头”，抹掉了“十”字。尽管被批斗，但他们的感情融洽到给人一种“胶着”的亲密感。在被批斗的日子里，他们一同上下班，互相照顾，走时肩并肩，手挽手，被学部的人誉为“模范夫妻”.当时学部的人在背后煞了眼地辩：“看人家钱钟书一对儿，越老越年轻，越老越风流！”他们在这场灾难中不消沉，不畏缩，不卑不亢地做人。
1969年，钱钟书被下放到河南干校，临走那天，杨绛及女儿、女婿王得一拿着大包小包哭着为他送行。钱钟书不等车开就催他们回去，免得看见他们难过的样子。
车子开走了，把杨绛的心也带走了。
1970年，杨绛也下放到河南干校。下干校那天，只有女儿为她默默地送行，女婿王得一已于一个月前因军宣队批斗迫害自杀了。车子启动了，母女二人欲哭无泪地挥手作别。杨绛被安排在菜园班看菜园。她这个菜园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远，钱钟书此时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相会。两人坐在水渠边晒晒太阳、谈谈话。钱钟书还经常写信给她，写些所见所闻、杂感、笑话和诗词。鱼雁往来，给他们生活增加了慰藉。
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72年才结束。
“文革”结束后，钱钟书杨绛获得了自由，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浪费了整整10年的光阴，钱钟书夫妇俩决定整天闭门自守，什么地方也不去了，终日沉入自己的学问事业。被选为政协委员的钱钟书也总是因病“逃会”，不理“政事”.如今，钱钟书、杨绛都是八十七八岁高龄的老人了，对他们来说，一切的名利都如浮云，唯有时间重于黄金。他们对人生这一关早已参透，乐乎天命，任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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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杨绛的一世情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