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先生传知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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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最后还有一段“赞”。“赞”是历史传记的一种体式，缀于传文之末。《文心雕龙》说：“赞者，明也，助也。”据郑振铎先生的解释，传文中记事有未完备之处，在“赞”中补足，即所谓“助”之义;传文中褒贬之意没有说尽，在“赞”中讲透，即所谓“明”之义。所以“赞”不是赞美，而是对史传正文的记事和褒贬做进一步的补充和阐发。本文利用这一体式，进一步揭示五柳先生的精神和展拓文章的境界。“黔娄”见于《高士传》，是齐国一个不受卿相之聘的高人。黔娄之妻的话见于《列女传》。“戚戚”是忧愁的样子，“汲汲”是热中追求之意。“其言”句意思是，黔娄之妻的话所说的，是五柳先生一类人吧。“兹”是连词，起承接作用，有“则”、“斯”之意。“若人”，这个人，指五柳先生。如果我们把《传》文中五柳先生的形象予以概括，那么也就是“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衔觞赋诗，以乐其志”。“赞”中这几句话成为画龙点睛之笔，把五柳先生的精神阐发得更为明晰，可以说是“赞”体的“明”的作用。“无怀氏”见《庄子》，“葛天氏”见《吕氏春秋》，都是传说中的远古帝王。陶渊明常用古史传说指称自己的理想时代、理想社会。《时运》诗说：“黄唐莫逮，慨独在余。”“黄唐”即指传说中的黄帝、唐尧时代。《饮酒》诗说：“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羲农”即指传说中的伏羲氏、神农氏时代。赞赏五柳先生简直是无怀氏、葛天氏时代的老百姓，等于说五柳先生的生活是理想社会中的人们的生活，文章的境界更高了，文章的思想也进一步升华了，可以说是“赞”体的“助”的作用。作者的《与子俨等疏》说：“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这里写的显然是这种生活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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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柳先生传》在写作上的特色，还有以下几点值得一提。

　　我国史书比较发达，传记一类文字也出现较早。《史记》《汉书》都包括大量人物传记。但是这些都是史传，本质上属于历史。所以，尽管它们也具有文学性，甚至被称为“传记文学”，对材料也有重要的剪裁和取舍，但总要比较全面地反映人物的生平事迹。《五柳先生传》不同，它是纯文学性传记，不等于人物的纪实。说《五柳先生传》是作者的“自况”，也只是在一定意义上讲，如果以为这就是陶渊明的全部真实，便未必妥当了。比如“闲静少言”四个字就很值得推敲。在对世俗一面来说，陶渊明是“闲静少言”的，所谓“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可是在另一个生活圈子里，他既不“闲静”，也不“少言”。他和田园中的农户“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和志同道合的佳邻好友“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都是“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的。另外，他在实际生活中也不是整天那样悠然。由于他是“欲有为而不能者”，心情并不能完全平静。五十岁时写的《杂诗》还在说：“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对壮志未伸、年华虚度竟然焦灼到整夜不得安眠，哪里悠然呢!他的生活不断下降，“夏日抱长饥，寒冬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有时更“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向人乞讨去了，也是无法一味“晏如”的。他还写了《述酒》《咏荆轲》《读山海经》等诗，写出“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在”那样的诗句，对时事的激烈情绪溢于言表，可见也没有完全遗世，成为无怀氏、葛天氏王国里的公民。所以《五柳先生传》虽是自况，却不等于全面纪实，而是创作。它不拘人物之迹而传人物之神。对于陶渊明来说，虽然并不符合全部实迹，却比任何史传的记载更能表现出陶渊明的风貌。它着重刻画出一种人物精神，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称为“陶渊明精神”，这是作者理想的、衷心倾慕的、在诗文作品中竭力表现的精神，也是作者千百年来给人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精神。这就是艺术和典型的力量。《五柳先生传》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文学传记，开创了文学传记体，隋末唐初人王绩作《五斗先生传》，即承其流。这是一。

　　第二、如果我们稍微细心一点，便会发现，本文对人物的描写，大半都是总结性语言。从性情品格到读书、饮酒、处贫、著文各方面生活，无一不是概括性的结论。好像作者在给五柳先生做鉴定。没有写一件具体事实，但每一项中都包含大量的事实，所以，简约的语句中含有丰富的内容，高度凝练。这是本文的一大特点。但是特点并不就是优点，用总结性的语言刻画人物，也可以写得干枯，而且很容易流于抽象、概念。本文的妙处在于，虽然使用结论式的语句，却决不抽象化、概念化。每一条都含有丰满的生活意境;逐条叙来，又具有诗一般的韵味。这是因为作者提炼出来的结语，已经充分生活情态化、形象化、诗化了，显示了作者概括生活、表现生活的巨大能力。两晋时期玄风盛行，清谈玄言崇尚用简约的语言表述深奥的意蕴，那时连品题人物也讲究隽语传神，我们可以在《世说新语》中看到这方面的具体描写。影响及于文风，便取精约明净，简语传神。陶文的这一写法可能与这种风气有关。

　　第三、作者写《五柳先生传》，着重刻画五柳先生的精神，不是无谓的。显然是颂扬这种精神和这样的生活态度，也显然是以这种精神和态度睥睨世俗。所以《五柳先生传》不仅是自况，还是自许、自赞。但是这赞许之意，并不直接诉诸文字，而是寓于字里行间。于叙事中见颂扬，于颂扬中见兀傲。粗粗读来，作者只是不动声色地勾勒人物形象，转一体味，扬己傲世之意尽在其中。“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箪瓢屡空，晏如也”，“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这些平平淡淡的似乎完全是客观叙述的语句中，包含多少颂扬与自我肯定!“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不言傲世，傲世之意自在言外。这是很高的写作本领，压抑着满怀激情不使流泄，结果笔端饱含感情，表现得更为含蓄，也更有感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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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文字的特色也值得注意。朱熹评陶渊明的诗说：“平淡出于自然”。陶文也是如此。他的文字非常朴素质实，决不选声设色，讲究词藻色彩的华美。有柳有宅已足够了，便无取乎绿柳黄墙。《归园田居》诗说“榆柳阴后檐，桃李罗堂前”，也只取桃柳绕屋，而不讲桃红柳绿。作者在这一点上，与在他之前的郭璞、之后的鲍照、同时的颜延之，都大异其趣。他的表现方式则纯取白描，只是用平淡的语言直叙情事，摹状物象，使人好像透过玻璃观物，不觉其有语言文字，而直触到其中的事、物、情。作者的文笔又极其自然，如清溪流水，随物曲折，如白云浮天，舒卷自如，读起来丝毫没有吃力之感。宋人杨时说，陶渊明“冲澹深粹出于自然，若曾用力学，然后知渊明诗非着力之所能成”。话是不错的，用力学便不免做作，做作也便无法自然。必须是“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方能造自然之境，自然与“率意任真”分不开。但就文字表现上来说，平淡自然又不是率尔操觚所能办到的。文字要运用到十分圆熟的地步，才能达到平淡自然的境界，所以它是文字的高境。这里不是说只有平淡自然的文章才好，而是说平淡自然是文字的高格之一，是文艺百花园中独具风韵的一朵奇葩。

　　(选自《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钱钟书论《五柳先生传》】

　　陶潜《五柳先生传》，“不”字为一篇眼目。“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不慕荣利”“不求甚解”“家贫不能常得”“曾不吝情去留”“不蔽风日”“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重言积字，即示狷者之“有所不为”。酒之“不能常得”，宅之“不蔽风日”，端由于“不慕荣利”而“家贫”，是亦“不屑不洁”所致也。“不”之言，若无得而称，而其意，则有为而发;老子所谓“当其无，有有之用”，王夫之所谓“言‘无’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船山遗书》第63册《思问录》内篇)。如“不知何许人，亦不详其姓氏”，岂作自传而并不晓己之姓名籍贯哉?正激于世之卖声名、夸门地者而破除之尔。仇兆鳌选林云铭《挹奎楼稿》卷二《〈古文析义〉序》：“陶靖节‘读书不求甚解’，所谓‘甚’者，以穿凿附会失其本旨耳。《南村》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若不求‘解’，则‘义’之‘析’也何为乎?”窃谓陶之“不求甚解”如杜甫《漫成》之“读书难字过”也;陶之“疑义相与析”又如杜甫《春日怀李白》之“重与细论文”也。……书之须细析者，亦有不必求甚解之时;以词章论，常只须带草看法，而为义理考据计，又必十目一行。一人之身，读书之阔略不拘与精细不苟，因时因事而目宜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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